白族，人口150多万人，其中男性人口76万多人，女性人口74万多人。白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白族主要分布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其它散居于云南省昆明、怒江、迪庆、丽江、玉溪等地、州、市。四川西昌、贵州毕节、安顺和湖南大庸市桑植县也有少量分布。
白族族源，史说纷纭，无统一定论。 大体为：土著说、氐羌后裔说、僰人迁入说、汉族支裔说、多种民族融合说等诸种说法。其中影响最大且比较权威的观点是《白族简史》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先秦时期至宋代，云南一直存在一种既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又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主流文化，即滇文化——西爨文化——南诏大理国文化，同时还存在着创造和继承这种文化的民族，即滇僰——西爨白蛮——南诏大理国白蛮。创造这条主流文化的民族虽然在各个历史阶段有不同称谓，但这条文化存在着明显的渊源和继承关系，显然创造这条主流文化的民族就是同一个民族，只不过各个历史时期汉族对其称谓不同而已。
在南诏大理国白蛮是当代白族先民这一点上，学术界是公认的，以文化和风俗习惯的明显传承性往上逆推，则可以认为滇池和洱海地区新石器时期的居民（也包括其他民族的先民）、秦汉时期的滇僰、汉晋时期的叟人，东晋至唐初的西爨白蛮，唐宋时期的的南诏大理国白蛮，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白族先民的主体。他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同化或融合了其他民族的人民，而且还融合了宋代以前各个时期到云南的许多汉族，才最终发展形成汉族，当然白族也有许多人口同化或融合于汉族和其他民族。
白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融合和变迁过程，现存典籍中所指称的“氐叟”、“氐”、“叟”“喽薄”、“僰（滇僰）”、“滇僰”、“叟僰”、“滇僮”、“昆明夷”、“河蛮（洱河蛮）”、“庄蹻遗裔”、“西爨白蛮”等一系列古代民族酋部之间的民族渊源关系与白族族源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距今3100多年的剑川海门口的“铜石并用文化遗址”， 是迄今为止云南最早的青铜遗址。表明白族先民已跨入了早期青铜文化时代，这公元前465+75年的祥云大波那墓葬和剑川沙溪“汉代墓葬遗址”出土文物证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已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先秦时期，氐羌民族群体“僰族”有一部分沿横断山脉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南下入迁，宜宾经“五尺道”进入朱提（昭通），并逐渐南迁，并与当地土著融合。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说“僰，羌之别种也”。《后汉书•;杜笃传》说“捶驱氐僰。?僰族是滇国的主体民族。《吕氏春秋》《史记》《汉书》《华阳国志》中称滇西等部族为“僰（BO）”，当时汉文记录之所以写作“僰”是有其用意的。《水经•江水注》引《地理风俗记》说“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看来“僰族”是当时西南各少数民族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而且比较先进的民族，故其民族名称被例外地译写了“从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历了我国最大范围内的民族分化和融合，中原文化与当地民族文化进行频繁广泛的交流与融合，僰族与叟、昆明族在“西南夷”的绝大部分地方相互交错。秦、汉以来的“僰族”与汉、晋南北朝时期先后迁入“西南夷”中的汉族人口相融合而形成了“白蛮”，《三国志•蜀志•;张裔传》、《华阳国志•南中志》、《南齐书•州郡志》等都史籍均有提到。
中原汉族官吏、商人和移民不断来到西南地区，其中汉族的“豪民”成为南中地区的大姓势力，包括后来的统治家族“爨氏”。 “白蛮”基本上全部在“爨氏”的统治区域内，《爨龙颜碑》中的“爨氏”统治的“东西二境”即“西爨白蛮”和 “东爨乌蛮”，东境即胀柯（今贵州境内）、朱提（今昭通）、南广、建宁、梁水、兴古等郡；西境即建都（今楚雄境内）、云南（今大理东部）、兴宁（今永仁、姚安、大姚）、西河（今云龙、泸水、永平）、东河阳（今大理、洱源、巍山）等郡均有“白蛮”分布。樊绰《云南志》（又称《蛮书》）说“西爨，白蛮也。……当天宝中（742至756）东北自曲、靖州（今昭通），西南至宣城（今元江），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在石城（今曲靖）、昆川（今昆明）、曲轭（今马龙）、晋宁、喻献（今澄江、江川、玉溪、通海）、安宁至龙和城（今禄丰），谓之西爨。”
樊绰《云南志》（又称《蛮书》）说“……收获亦与中夏（中原）同”，这些经济文化的创造者主要是“西爨白蛮”，所以又通常称西爨文化，“乌蛮以语言不通，多散于林谷”社会发展水平还不具备创造这种与中原地区大体的经济文化。
隋唐朝时期：公元738年，南诏王皮罗阁统一六诏，形成以乌蛮和白蛮贵族为主体的政治统治集团，748年皮罗阁儿子阁罗凤继位，兼并“爨氏”，统一云南。并以武力将原“爨氏”统治区内白蛮20万户（有争议）迁徙到永昌城（今滇西地区）；《蛮书》卷四“……围胁西爨，徙二十万户于永昌城……自曲、靖州（今昭通地区）、石城（今曲靖）、升麻川（今寻甸）、昆川（今昆明），南至龙和城（今禄丰）以来荡然兵荒矣”；这一重大行动导致了白蛮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东部滇池地区的昆川（今昆明）、石城（今曲靖）专移到滇西的洱海地区。
《蛮书》卷八：“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次之，诸部落不如也。”蒙氏建过后，蒙氏“乌蛮”国王和“白蛮”大臣议事时共同使用汉语或白文，就必然使“乌蛮”王族白蛮化。同样，“乌蛮”占优势的地方如：建昌府（今四川西昌）等地，《蛮书》卷一：“……邛部一姓白蛮，五姓乌蛮，皆乌蛮也。……”白蛮慢慢融入乌蛮。就成了近代彝族中的白彝家支。
天保末年唐朝三次南征，结果李宓二十万众 “车轮不还”，绝大部分成俘虏，落户滇西，并最终加入了洱海地区的“白蛮”之中，李宓还居然成为“本主”。主要就是由于加入了“白蛮”的那些汉族军队的后裔尊李宓为“本主”的缘故。
《新唐书南蛮传》中“掠子女伎工数万引而南”，这些“子女伎工数万”也都被置于洱海地区，最终成为滇西的白族。
南诏先后以各种方式吸收的到滇西洱海地区的汉族人口起码几十万，这使滇西白族中的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使滇西的白蛮人口较以往大大的增加，大量吸收汉族的经济文化和人口，是自己的民族进一步的发展了起来。 因此“白蛮”成了南诏统治区内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民族，所以南诏文化实以“白蛮”文化为代表。
公元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后，把南诏末期分裂的各民族地区重新统一，白蛮成为大理国统治民族，同时也是主体民族，大理国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没有发生战争，大理社会发展已达到中原基本相同的水平，大理作为南诏、大理国国都长达500余年，从而促进了白蛮为主体的民族聚居区形成并得以高度发展，期间出现了“白国”“白王”“白人”“白子”等统一称谓。
蒙古宪宗二年（1253），忽必烈平大理，建立云南行省，南实行军队屯田，发展经济贸易，提倡儒学，尊重信仰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使用权境地内白蛮与蒙古族人亲如兄弟，其中少数“西域亲军”融为后“回族”外，大部分融入白族。
李京《云南志略》说“……故中庆路（今昆明）、威楚路（今楚雄）、大理路、永昌（府驻今保山）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元代中庆路、威楚路、大理路、永昌府一线的城市和城市附近的平坝中都是白族聚居区；曲靖路和其所属各州、县的城镇周围的平坝中也是白族的聚居区，《云南志略》去把这一带的白族漏掉了，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曲靖府说“……郡中夷汉杂居，列屋于府、州县之近者，大抵多汉、僰武人，……其曰罗罗者，则散居于村落。”
明代白族分布区域和元朝基本相同，朱元璋采取排斥少数民族政策，重兵屯田，废除土官制，大量迁移江南汉族富户至云南经商屯垦，施行内地化政策，数十万汉族军民迁移到云南屯垦，由于汉族人口的不断增加，改变了元代以前多数汉族同化一白族的情况，遍布于中庆（昆明）、威楚（楚雄）、拥昌（保山）、大理南部一带的白族绝大多数逐渐同化于汉族；而迁居境内的部分汉族先民，经过几百年的演变繁衍，最终又与白族融合，成为如今世居大理一带的白族。
清代，白族被称为“民家”“白人”“白子”，民族的迁徙相对稳定，区域和明朝基本相同，主要聚居地在大理府；靠内地区各府、州县境内的白族普谝与汉族杂居，在四川建昌府（今西昌）—带及贵州境内普安、威宁等地的部分，也仍然和元明时期分布状况相同。《顺宁府志》说“……白人，多从大理、剑川来者，或习梓匠，为杂工，凡作室制器，取利则来。”一部分白族流散到个地从事各种手工艺生产。这些都是近代白族中资本主义较西南的任何少数民族都更为发达的历史基础。
民国称“民家族”“白人”。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根据广大白族人民的意愿，以"名从主人"的原则，统称白族。 |
